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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7年3月，毛澤東主辦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期間，特別強調軍事訓練，組織學生軍參與實戰，成功鎮壓了麻城的地主武裝叛亂。作為農講所教材之一的《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》，已強調建立農民革命武裝的必要性，并系統提出要“推翻地主武裝，建立農民武裝”。然而，這極具遠見的主張并未獲得陳獨秀的重視與采納。

此時，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，革命勢力從珠江流域迅速推進到了長江流域。在國民黨左派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共同努力下，召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，決定國民政府從廣州遷至武漢。與此同時，北伐軍攻占安慶和南京；為配合北伐軍擴大戰果，中共領導的上海工人發動第三次武裝起義并取得成功，占領了上海，并成立上海市臨時政府。

隨著共產黨影響力的不斷擴大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新右派深感不安，并采取了一系列限制、打擊共產黨的行動。面對日益嚴峻的局勢，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因受共產國際的影響，連續做出重大讓步，為后來的大革命失敗埋下了深重隱患。

1927年3月6日，蔣介石密令其親信、駐贛州新編第一師倪弼，殺害贛州總工會委員長、共產黨員陳贊賢。這是“四一二”政變前公然殺害共產黨員的開端。3月17日，蔣介石指使暴徒和流氓，在九江公然搗毀了國民黨左派領導的九江市黨部、總工會。蔣介石的意圖很明確，就是要通過暴力手段，摧毀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在各地的合法權力機構。

北伐軍占領安慶后，蔣介石于3月20日抵達。他先是在公開場合故意批評安徽革命同志“不團結”，為其后清洗左派制造輿論。同時，令其親信楊虎等人，收買并組織青幫地痞流氓充當打手。3月23日，大批暴徒沖入國民黨安徽省黨部、省總工會機關，見人就打，見物就砸。

蔣介石的連續暴行，既是發動“四一二”的前奏，也是向帝國主義和江浙財閥遞交的投名狀。同一天（3月23日），北伐軍第二軍和第六軍擊潰北洋軍閥直魯聯軍，準備進軍南京，這令列強感到威脅。此前列強們在長江水域集結了包括英、美軍艦在內的大量軍艦，準備隨時干涉。

3月24日清晨，北伐軍攻占南京，城內北洋軍閥潰兵和地痞流氓趁亂搶劫，目標包括外國領事館、商社、教堂及僑民住宅。當天下午，停泊在南京下關江面的英、美軍艦指揮官以保護僑民為名，下令開炮。美國海軍長江巡邏隊的“諾亞”號和“普林斯頓”號驅逐艦，以及英國海軍的“綠寶石”號等軍艦隨即對南京城進行了長達一個小時的猛烈炮擊。炮擊造成超過2000名中國軍民傷亡，其中外國僑民6人死亡、數人受傷。史稱“南京慘案”。

“南京慘案”發生后，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對列強的行徑提出嚴重抗議，同時針對城內劫掠行為向外僑表示歉意。面對英、美、日、法、意五國的聯合通牒，陳友仁采取了分而化之的策略，分別駁回了他們懲兇、道歉、賠償的無理要求，并反指英美炮擊南京是違反國際公法的。

與武漢方面的強硬不同，蔣介石在事件后迅速趕赴上海，秘密與日本等國外交人員接觸。他向列強示好，承諾會“負責控制局勢，保證外人生命財產安全”，意圖借此換取帝國主義對他即將發動“四一二”行動的支持。列強也認為，與其和武漢國民政府交涉，不如扶植蔣介石。

美國國內輿論曾一度主張克制，但駐華公使馬慕瑞等堅持對華施壓。盡管英美等國企圖聯合干涉，但因內部步調不一致而擱置。然而在1928年，蔣介石為了換取列強的承認，最終向英、美等國道歉、賠款。

蔣介石借“南京慘案”迅速向帝國主義靠攏，為其發動“四一二”清除了外部可能的干涉。1927年3月31日，蔣介石指使劉湘在重慶屠殺群眾400余人，制造“三三一慘案”，為“清黨”造勢。4月1日至11日，蔣介石與上海青幫頭目杜月笙、黃金榮、張嘯林秘密結盟；授意組建“中華共進會”“上海工界聯合會”等右派工會，對抗共產黨領導的上海總工會；

命周鳳岐率國民革命軍第26軍進駐上海。

4月12日凌晨1時，青幫武裝分子（約2000人）身著“工”字袖標，冒充工人，突襲上海總工會、工人糾察隊駐地。工人糾察隊倉促應戰，死傷300余人。上午，第26軍以“調解沖突”為名，強行收繳工人糾察隊全部武器（槍支3000余支）；當日，上海總工會被查封，中共黨員、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被杜月笙誘殺。

4月13日，上海工人舉行10萬人游行抗議。游行隊伍行至寶山路時，遭第26軍預先埋伏的機槍掃射，當場死亡100余人、傷無數；南市游行工人也遭襲擊，死傷數十人，史稱“寶山路慘案”。4月14日，蔣介石下令查封上海總工會、市臨時政府、學聯、婦聯等所有革命團體，大肆搜捕、屠殺共產黨員與革命群眾。

4月12日至15日，上海300余人被殺、500余人被捕、5000余人失蹤，陳延年、趙世炎等大批優秀共產黨人先后犧牲。4月15日，廣州李濟深發動“四一五”清黨，封閉工會、農會，捕殺鄧培、蕭楚女、熊雄等2100余人。與此同時，奉系軍閥張作霖在北京逮捕李大釗等80余人，4月28日將李大釗等20名革命者絞殺。隨后，江蘇、浙江、安徽、福建、廣西等省相繼“清黨”，全國范圍內共產黨員與革命群眾被殺者達30余萬。

1927年4月，蔣介石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，與武漢國民政府對峙。此后，寧漢雙方在反共問題上逐步達成一致，實現“寧漢合流”。第一次國共合作徹底破裂，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。

為挽救革命，1927年3月下旬，毛澤東在武漢主持召開中央農民委員會會議，制定《武裝問題之決議案》，準備提交中共五大討論。決議案主張“農民革命必須武裝才行”的論斷，是毛澤東自湖南農民運動考察以來反復強調的核心思想。

4月初，面對革命危機加劇，毛澤東在湖南省委會議上尖銳指出：“不保存武力，則將來一到事變，我們即無辦法”，首次提出“上山可以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”，積蓄力量，為后續武裝斗爭做準備。

“四一二”事變后，1927年4月27日，中共五大在漢口召開。革命處于生死存亡關頭，陳獨秀卻主張農民武裝“應征加入國民革命軍”，毛澤東堅決反對，強調必須保留黨直接領導的獨立武裝，不能將農民武裝指揮權拱手讓人。

毛澤東將《武裝問題之決議案》提交五大會議討論，強調“農民斗爭非有自己的武裝和政權不可”，工人糾察隊、農民自衛軍是保障革命的核心力量。主張建立黨獨立領導的軍事力量，從根本上掌握革命主動權。

但是，大會在陳獨秀、彭述之把持下，拒絕討論毛澤東的武裝農民提案，甚至剝奪其表決權，將其排斥于大會決策之外，錯失挽救革命的關鍵時機。

遠見者總是孤獨的。正如周恩來后來總結：“五大時，只有毛澤東同志看到了武裝斗爭的必要性，可惜當時多數同志沒有覺悟。”武裝是革命的生命線。五大會議后，面對武漢國民政府日益右轉，毛澤東對瞿秋白、蔡和森等人說：“我們不能坐等屠殺。要保存革命火種，只有上山！”還對易禮容說：“我打算回湖南，等到秋收時節，在湘贛邊界抓住槍桿子，干件大事件。”

甲靈心鑒：1927年3月下旬由毛澤東主持制定的《武裝問題之決議案》，明確主張“農民革命必須武裝才行”。歷史證明，正是這份“孤鳴”的遠見，為中國革命保留了最后的火種。

甲靈：世上要過好日子的人為什么都想學毛澤東的智慧？我用三年時間全面系統講解毛澤東思想為什么戰無不勝？毛澤東思想為什么是人類最高智慧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？

聲明：本作品授權“大美無度”發布；法律顧問：世界5A級律師事務所北京德恒和浙江智仁。